长期以来，关于国家能力的评价一直有两种迷思：一种是过分强调国家税收能力，一种是过分强调国家代议制的作用。在香港学者和文凯看来，现代财政国家制度的建立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动员能力，但这一制度之所以创立，与代议制和国家深入社会基层汲取税收的关系，并不密切。他比较了18世纪英国、明治日本和中国晚清，发现晚清政府的国家财政能力并不逊色于前两者，只不过是把重心放在改善国内民生，而非整军备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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