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自先秦两汉以来，“气”便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框架，宋代理学家程颐与朱熹开始以形上、形下严格区分理、气，理气二元论遂成为一极有势力之分析框架，他们视“理”“性”为“如有一物”的形上超越实体。后朱子时代的广义理学，大都反对“性”“理”的形上实体化，刘宗周、黄宗羲师徒亦是如此。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，重新理解“理”“性”“心”等概念，认为理为气之理，性为心之性，心为气之灵处，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，以习解释恶之来源；反对程（程颐）朱理学以仁义礼智为性、以四端孝悌为用的看法，认为仁义礼智因四端孝悌而后有。这就把先儒（朱子）往往“倒说”的地方翻转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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