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邀。
感谢张南知友，已经将这个问题回答了大半。我补充一点个人感受。
首先请允许我重复张南知友对于美国司法程序特色的表述（在我看来张南知友选择放在最末的一点，恰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）。基于抗辩制 (adversarial system）传统，代理律师是法律争议实体问题解决的发动机——一切法律研究的起点与法律争点的提出，都从这里开始，法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（当然也有例外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判例之一 Marbury v. Madison， 看看马歇尔大法官是如何自说自话地给联邦最高法院树了威），都只会在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划定的争点范围内，进行裁判。基于这一特点，律师们在根据法律争点而准备己方论辩依据(legal argument)的时候，也就基本上划定了该案涉及判例的范围。在律师向法院提出针对法律争点的论辩依据后，法官最常见的工作是：1.就双方律师或至少一方律师引用的判例所产生的争议（例如是否适用(applicable)，是否得与本案"区分"(distinguish)，该判例的真实含义(genuine meaning)，适用后果是否影响本案结果等）做出裁决。法官也有可能做第 2 类工作：即双方律师提供的判例依据之外，针对法律争点找出自己认为十分关键的（但并无任何一方律师提出的）判例，并根据（或结合）这一判例对法律争点做出裁判。基于此，应该可以这么说：抗辩制这一司法程序特点，决定了律师会承担绝大部分法律检索与判例检索的工作。在贯彻“遵循先例”（Stare Decisis）的判例法国家里，找到适用于本案并有利于己方结果的判例，是律师们赖以生存的技术，也是官司胜诉的技术关键所在；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有信心相信，经过（极为看重案件输赢的）律师们的精心斟酌与检索，来到法官面前的抗辩文书，应当——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——足以揽尽与本案争点相关的关键及主要判例，法官完全可以在律师们的工作基础上，做出相应裁判，而无需担心漏掉重要判例——只有当两造律师提供的判例并不足以说服法官或让法官放心下判，或案件实在疑难的情况下，法官才会谨慎地进行更多法律研究，试图找到更具有说服力或针对性的判例，为自己的判决正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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